看著《噶瑪蘭二二八》這本書，身為撰文者之一的張文義說：「其實還有很多人沒有機會採訪，很多故事沒有寫到，但是我不願意再寫了。」他停頓一會兒，接著說：「因為太痛了。」
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張炎憲於新版的序中寫道：「身為台灣史的研究者，面對二二八歷史事件，我常有一股無可言喻的割裂感，刺痛心靈深處，而不知如何訴說的感受……。想到二二八，我就想逃避，因為只有逃避，才能使我不去思考這令人傷神折磨的問題。但不正視二二八，無法重新建構台灣人的歷史尊嚴。唯有在悲傷之處重建，才有可能真正尋回台灣人民在歷史中的地位。」
《噶瑪蘭二二八》在1992年出版時，是為全國第一本以地方為範圍、以口述歷史方式詳細敘述1947年間所發生的二二八傷亡及其家屬的受難經驗。由沈秀華與張文義攜手，探詢當年於頭城的那幾聲槍響所謂何來、媽祖廟前胡亂埋起的土堆與七具屍體分別是誰，將這些人的後代一一找出。「他們在講述歷史的時候痛苦，我回到家裡整理錄音資料、寫成文字檔的時候也很痛苦。」張文義說。
他是一位歷史工作者，一直都想要將台灣二二八的事情做個整理，懷抱這樣的心願投入整理，「初期正苦於二二八受難家屬難找時……看到坐在椅子上正在書寫回函的秘書桌子上有一封署名『李本壁』，並附上電話、住址及身分證字號的陳情書。」張文義回想：該陳情書原來是向宜蘭縣政府表示，希望能為二二八事件受難於頭城媽祖廟前的七位義士設立紀念碑。張文義當場與李本壁聯絡，甚至在電話中還能聽見李本壁與兒子爭執的聲音，「他兒子不願意父親過來與我談，不過李先生堅持。我非常感謝他，在當時雖已解嚴但是白色恐怖的氛圍依然籠罩的局勢之下，他穿著西裝、皮鞋來到我租屋處與受訪，並且牽起我與其它受害者家屬的線。」
其中一位受難者──呂金發──其養子呂崧海，本（27）日參與宜蘭市公所舉辦的「宜蘭市二二八事件73周年紀念追思會」，會中表示：「連我都是在高中以後才陸陸續續知道父親發生了什麼事，這段往事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我們家都是禁忌，我只知道每年清明節祖母都非常、非常哀傷，上香給父親時那香也會搖晃地異常激烈。不願談往事，只千叮嚀萬囑咐我絕對不可當警察……。」因擔任警員的呂金發正是在派出所值班時，無任何準備之下於半夜被抓走。
現已過了73年，於追思會現場者談及此事仍舊難掩心痛。時間無法解決所有的事情，更無法強行將這份傷痛摘下，但時間能夠做的事情還有很多，例如在這幾年當中有愈來愈多的文史工作者辛勤奔走調查，例如社會風氣變得愈來愈自由、二二八不再如過去被噤聲。二二八事件對對土地、歷史、家族乃至個人來說，興許已是永遠無法痊癒的傷痛，而同樣生於這塊土地上的人，是否能以「試圖理解」取代「強求受害者放下、遺忘或者原諒」。
本次追思會參與者，無論身分為何，心中都有一個期待：願這樣的傷痛永遠不會再次發生。而這也是何以我們不能遺忘的理由。
